文章 摘自：《关于动荡、生存与应变：金玉良言》

　　故事发生在1986年，地点是联邦德国首都波恩。在联邦议院的一间私人办公室里，我穿着自己最好的西装三件套，系着为出席那个场合而特意购买的布克兄弟牌领带，坐在正式会议桌的末端。

　　受《哈佛商业评论》杂志的派遣，当时我正等着采访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?施密特。我事先把要提的问题列在一叠黄线拍纸簿上，为的是一目了然。我插上录音机的电源，把它放在一个“战略性”的位置——我认为施密特总理会坐的那张椅子一旁的桌子上。录音机的位置我事先估计过，很合适，我可以一边微笑着注视施密特，一边查看录音机。我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端坐在那儿，整个采访过程中都保持这个姿势，不要让录音机出现故障。由于头天晚上从波士顿飞到波恩，此时的我发疯似的出现时差反应的症状，头脑里不停地出现采访过程中可能出错的环节——以及出错将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就在赫尔穆特?施密特走进会议室的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本次采访注定会以失败宣告结束。

　　我的方法是错误的。

　　我的心态是错误的。

　　如果不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采取行动，不仅本次采访会以失败告终，而我也会遗憾终生。

　　先来讲一下我是怎么得到这次采访机会的。

　　在此次联邦德国之行的前不久，才华卓越而性格乖戾的营销宗师特德?列维特接任了《哈佛商业评论》的主编一职。我在那里的职位是助理编辑，处于职位等级的最底端。我内心中对出版界那种令人窒息的自满感到厌烦。

　　特德对《哈佛商业评论》的评价跟我一样，他将其描述为“唯一一本由不会写作的人为从不阅读的人而出版的杂志”。特德刚接手主编一职，就开始着手重新评估编辑职位及要求的能力，并重组编辑部门。他的待办事项清单的头一条就是从杂志社内部选出一位新执行主编，作为员工最高职位头衔。当特德面试我，问我对未来的打算的时候，我说出了令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的话：“要是竞聘不到这个职位我就辞职！”

　　为了竞选执行主编，我计划了一系列的采访任务，主题是“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政治家”。我将去世界各地采访一些前任国家元首，探讨领导才能——不是领导公司而是领导国家的才能。我打算从采访赫尔穆特?施密特开始，然后是日本的中曾根康弘、英国的詹姆斯?卡拉汉，最后是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?福特和吉米?卡特。

　　正是因为有了计划，一切才显得更加疯狂。几年以前，我被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授予了一笔奖学金，那是一个在慕尼黑进行的学习城市规划的项目，时间是三个月。我以为通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就能排队等到采访赫尔穆特?施密特。一旦有一个政治家接受了我的采访，我就可以运用其影响力采访其他的政治家。果然，在我打电话给马歇尔基金会联系人的时候，她告诉我可以采访，但同时也提醒我采访可能不会很愉快。

　　“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。”她告诉我，“很难采访他，因为他看不起问他问题的人。还有，”她爆料说，“他吸鼻烟。”

　　尽管如此，她要我发给她一份用《哈佛商业评论》的信笺纸书写的正式申请函，以便她可以转发给联邦德国政府相关部门。在我的采访申请得到批准后，那位朋友告知我采访的日期、时间和地点，这样，我就即将对那位出了名的难对付和吸鼻烟的总理进行采访。

　　我坐在那儿盯着录音机和黄线拍纸簿的时候，这一幕幕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　　如果我把这次采访搞砸了，特德?列维特会怎么想？

　　这会对我竞选《哈佛商业评论》的执行主编产生什么影响吗？而对于眼前来说，如果赫尔穆特?施密特觉得我的问题很愚蠢，叫我走开怎么办呢？

　　要是录音机出故障了怎么办？我看着它躺在那里，仿佛伺机让我难堪，我感到压力从胸中升起。

　　这时，我从衬衫口袋里拿出笔，仔细写下为自己准备的新提示语。我把新的提示语写在黄线拍纸簿的最上面，这样，在采访前以及采访进行中，我的眼光就能在那儿停留片刻：“放松！微笑！这是祝福、奖励和荣誉，而不是必须接受的惩罚。”

　　多少人能有机会和一位世界领袖坐在一起，并向他提问呢？多少人能目睹项目提议——不管什么样的项目——得到批准，然后实施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