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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灵鸡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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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

2013/7/13 9:29:09 黄昉苨 黄昉苨 【字体: 浏览:
导读:只要打开电脑,点开散落在桌面上或文件夹中的某个视频,就能见到心中想念的熟悉身影——那瘦小的、衣着简朴、脸带笑意的父亲。在老家的土坯房里,他也许悠悠然地在院子里踱步,或是在屋里拉二胡,或在寿宴上,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在院子里坐上四五桌。

  不同的年份里,他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,拉着拉着,皱纹一年比一年多,人一年比一年瘦。以父母为主角的视频拍得越多,陈鹏军就越后悔自己文化少,明明心里满是对父亲的感情,可一点儿也表达不出来。
  
  父亲去世已经两个多月了,陈鹏军却总觉得爹还活在他身边的某个地方。
  
  只要打开电脑,点开散落在桌面上或文件夹中的某个视频,就能见到心中想念的熟悉身影——那瘦小的、衣着简朴、脸带笑意的父亲。在老家的土坯房里,他也许悠悠然地在院子里踱步,或是在屋里拉二胡,或在寿宴上,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在院子里坐上四五桌。
  
  回想起来,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“我爱你”,他也从未对父亲表达过这样的感情。直到老人家罹患食道癌晚期住院之后,陈鹏军才第一次试着去拥抱他,希望能给老人鼓鼓劲儿。
  
  不过,在父亲去世前9年多的时间里,只要有空闲,这个中年人总是扛着摄像机回父亲家,把爹娘的一言一行都拍下来。
  
  父亲在村后的田里干农活,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旧衣裳,挥舞着锄头,偶尔停下来,挠挠灰白的头发,跟母亲说两句话——那是2004年,老人家身子骨还硬朗,挑着扁担下坡,腰挺得可直了。
  
  6年后,父亲头发明显白了,他坐在院子里捣鼓小轮子和木板,想做一辆木板车。一样是挠着头的老爸,若有所思,脖子上已经是褶皱分明。
  
  今年正月里,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二胡。躺在床上的老人,脸颊微微地凹下去,瘦骨嶙峋的手上贴着输液留下的胶布,脸上却满是笑容。
  
  对开影楼的陈鹏军而言,这些画面拍得并不够专业。这些年来,他扛着摄像机,光是捕捉些零碎的家庭画面,镜头有时还摇摇晃晃的。但这段不知主题为啥、不知如何结尾的拍摄,也是摄影师陈鹏军最重要的作品:在他的镜头前,父亲渐渐老去,直至远离。
  
  到父亲真的走了,陈鹏军才明白,一场父子间的告别,10年也还是不够的。
  
  父亲去世一个月后,他整理了电脑中的影像,剪辑出一个5分28秒的视频,配上老人生前最喜欢的歌曲《我的父亲和母亲》,发到了网上的“嵩县吧”,进而传播到全国各地。很多网友给他留言说,看到这视频,想起自己在老家的父母,“心里酸酸的”。各地媒体“拦都拦不住地”跑去采访他,他的故事不止一次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节目。
  
  但这一切对陈鹏军来说都不重要。在今年5月26日早晨开始琢磨把哪些关于父亲的片段凑到一起时,这个47岁的河南汉子只意识到了一点:自己再也没处说一声“父亲节快乐”了。
  
  镜头与童年
  
  外人要到达洛阳市嵩县的车村镇并不容易。长途汽车清早从洛阳城出发,驶上九曲十八弯的山路,到嵩县已经是中午,但车村还在一百多公里以外。汽车时而绕着山蜿蜒而行,时而沿着高高的公路桥从一个山头快速驶向另一个。雾霭萦绕天际,迷雾后青翠的山峦一重接着一重,似乎完全没有尽头。
  
  陈鹏军的父亲陈芸,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层层的山峦中。小时候,陈鹏军常常被父亲架在脖子上,跟着他翻山越岭上班去。爷俩饿了就吃母亲用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窝窝头,渴了就喝山脚下的溪水。如今想起来,陈鹏军会懊悔当初不懂事:听父亲说声“我不饿”,自己就毫不客气地把干粮都吃了。
  
  2004年,也是沿着这样蜿蜒的山路,陈鹏军抱着一台沉甸甸的摄像机回到了车村。
  
  那是一台进口品牌的银灰色标清摄像机,画质“能赶得上县城的小电视台”,车村街上买不到这样的摄像机,县城里也买不到。他乘着长途汽车去郑州,从那里的专卖店里取回了这台专门从上海订来的机器。
  
  如果不是前一年父亲被误诊为骨癌,在镇上开设婚纱摄影店、生意正忙的陈鹏军可能不会冒出念头,就为了“清清楚楚地”拍下父母的日常生活,借钱去买这样一台摄像机。
  
  他刚跟父亲去商量这事儿的时候,老人家也满是不愿意:“为啥要给我拍录像?”
  
  “拍了录像可以放着看啊。”
  
  “你不拍,我也好好地在这里,这不一样能看?”
  
  父亲不知道曾被误诊为癌症,却也看得出儿子在想啥。当年,一听到医生说出“骨癌”这个词,陈鹏军就懵了:快满40的他刚刚才意识到,年过古稀的父亲,随时都可能离开。“我真怕,要是有一天,我爸离去了,咋办?”
  
  哪怕父亲不赞成,他还是下了决心开始自己的拍摄。买回摄像机的第二天,陈鹏军就扛着它回到了父母家里。
  
  这些近10年前的事情,如今回想起来,还是清晰得跟昨天刚刚发生一样。那天,二老正在村后的田里干活。陈鹏军想试试新机器,他刚扛起这个大家伙,手就不由自主晃悠了起来。摇摇晃晃的镜头对准在干农活的老爸,老爷子的动作也不自觉僵硬起来,讲话都不在平常的调上。镜头前几步路一走,陈鹏军都快笑出来了。他把机器一关,对父亲说:“爹,您老就当我不存在就成啦,该干啥就干啥。”
  
  重拍的时候,儿子的手还是晃悠,父亲却学会了不看镜头。这段拍摄于2004年2月、微微晃悠的画面被陈鹏军放在了视频的最前面。从那天起,陈鹏军就多了一种新的和爹相处的方式。
  
  说起来,陈鹏军第一次见到相机和镜头,就是因为父亲。那时候陈鹏军才4岁,有天正跟村里的孩子一块儿在一棵大榆树下玩,二姐跑过来说:“快回家,爹要给咱照相啦!”
  
  他问姐姐:“啥叫照相?”
  
  跟着二姐一跨进院子,陈鹏军就见窗上钉上了一块娘织的靛蓝色粗布,爹在前面摆弄着一个黑色的方匣子,方匣子上有一上一下两个圆圈。跟着父亲的指挥,姐弟俩在蓝布前坐着,姐姐一手搭在弟弟肩上,父亲按下了快门。
  
  “我还在愣愣地看着镜头,心想照相是咋回事呀?”
  
  10多年后,少年陈鹏军在父亲工作的嵩县文化馆里又见到了一模一样的方匣子。他问爹:“小时候你第一次给我照相,用的就是这样的相机,是不是?”
  
  陈芸很惊讶:“就是这种120相机,你居然还记得?”
  
  “我姐姐还大我两岁,她一点也不记得这事儿了。可我就记得清清楚楚,大概是和镜头有缘。”陈鹏军回忆说。
  
  那时候,是陈芸记录着儿子的成长。而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,儿子扛着摄像机,一路零零碎碎地记录下了他的生活。
  
  逐渐地,逢年过节,全家人都适应了院子里多出来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身影。大多数时候,老父亲把摄像机视若空气,他闲不住,总在院子里忙这忙那,修修补补。偶尔回头跟老伴儿说话,目光瞥过蹲在脚边正摆弄摄像机的儿子,流露出几分“这孩子在捣鼓啥呀”的困惑。
  
  父亲过世以后,陈鹏军在家翻箱倒柜,找出了18盒小录影带和20G的记忆卡,一边看,一边哭:里面满满的都是父亲。
  
  影像与文章
  
  父亲去世的这两个多月来,陈鹏军把自己拍过的录像看了又看,只觉得到处都是不足。
  
  要是当时跟老爸多讲讲话,现在看片子能听到和老爷子的对话多好?
  
  要是刚开始爹在地里干农活时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没有擦掉重拍,现在看起来该是多有意思?
  
  要是当初好好想想,定好了要拍父亲的哪些镜头,然后一个个去拍上了,今天可能也就没这么多遗憾了吧?
  
  父亲生前,隔三岔五就骑着电动自行车,带上母亲在自家地里种的蔬菜,挨家挨户地送给住在附近的6个儿女。到80岁的时候,父亲还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,母亲坐在车后座上,老两口谁也离不开谁。
  
  那些年,陈鹏军总想着,下回要拍拍父亲沿着车村街一路过来、带着两兜水灵灵的新鲜蔬菜的样子。可是时光倏忽这么一溜过去,他到底还是来不及拍下这些心里最怀念的镜头。
  
  为什么这最家常的一幕却没能留下来呢?“也许是因为一直都忙?”陈鹏军想了想,停顿数秒后又断然否认,“压根不是忙的问题……”
  
  以父母为主角的视频拍得越多,陈鹏军就越后悔自己文化少,明明心里满是对父亲的感情,可一点儿也表达不出来。憋急了,他在纸上写出了很宏大的句子:“每次看到视频中的您,总能感觉到您还活着,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您的一生是那样的勤劳朴实慈祥和伟大,老爸呀,我想您!”
  
  他是真的老想起自己小时候。父亲背着他,翻山越岭,去离家六七十里外的村子里上班。他坐在父亲肩头,晃晃悠悠,时不时就见老爸从随身的布袋子里揪出一小块窝窝头,递到头上来给自己吃。
  
  六七岁的时候,陈鹏军看了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,好几天都在村里自称是潘冬子,还从厨房里拿个馒头顶着当军帽,跟小伙伴大打一通。父亲见了,虎着脸问他:“能别糟蹋粮食不?”
  
  几天后,屋里多了一顶红军帽,那是父亲做的,不光是灰布做的帽子,还有一颗从笔记本塑料封面上剪下来的红星。有了老爸的鼎力相助,陈鹏军在村子里的一帮小捣蛋鬼里,就“恁跩了”。
  
  这些关怀,他没法拍出来。他能捕捉到的画面,往往是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忙忙碌碌。在那个用土坯墙围出的十米见方的院子里,种了几排自留地、放着若干盆景,都是父亲摆弄出来的。父亲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手巧的人。平常左邻右舍有个什么坏了破了的家具电器,父亲都能修补;还写得一笔好书法,懂美工,擅乐器,一手二胡如泣如诉。
  
  平时在父亲家吃晚饭,父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,年过80的陈芸听说影楼里缺拍古装照时使用的古筝,坚持着非要帮儿子做一架。
  
  “您还懂这个?可别操劳坏了身子。”陈鹏军有点犹豫。
  
  “一架古筝得2000多块吧?费那个钱干嘛,我会做。你只管把琴弦买来就是了。”
  
  两个多月后,爹真的给了他一架古筝。在儿子惊讶的目光中,他亲手弹奏了一曲,笑着说,“乐理都是一通百通的”。镜头里,他认认真真地在这把道具古筝上描出小篆体的“琴韵古筝”几个字,还在旁边画上两枚印章。
  
  那两年,老人家已经习惯了他的拍摄,逐渐地视镜头为无物。但儿子却开始觉得,镜头有时候并不足以表达出自己对父亲的感情。他有时想,要是自己能写出个啥“父爱如山”这一类的文章就好了。
  
  “我心里是真的能感觉到父亲那种爱,真是比山还要重,比海还要深。唉,这种感觉,我说不出来,说不出来……”他挥着手无奈地说。
  
  他通过网络认识了在县城司法局工作的“七峰秋庙”,还认真向人家请教过:“我不会舞文弄墨,你是文化人,能不能帮我写写?”那时候,陈鹏军拍摄父亲的录像带,加起来就已经有60多个小时了。
  
  “七峰秋庙”二话不说答应了。他回忆,当时听说了陈鹏军给老父亲拍录像的事儿,特别感动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去世后,家人竟怎么也找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来。
  
  但这些约定都没来得及实施,看起来富余的时间,到头来一眨眼就过去了。“七峰秋庙”真正看见这些画面,还是今年5月27日。那天凌晨,陈鹏军在嵩县吧里上传了用整整一天剪辑完成的视频《我的父亲和母亲》。“七峰秋庙”看得都流泪了:“我苍白的几句话怎能描绘陈老伯勤劳的一生?”
  
  如今,陈芸长眠在老家院子后面的玉米地里。贴吧里熟识的网友曾特意去陈老伯的坟前鞠躬。
  
  那天下午,陈鹏军与兄弟们一言不发在已长满青草的坟头站成半圈,被视频吸引而来的几拨记者三三两两谈论着如何拍摄、采访网友。某个时刻,不知是谁带着哭腔喊了一声:“爹,我们来看你了!”一时天地间突然安静,只余风吹过玉米田的作响。
  
  回忆与追悔
  
  扛起摄像机后,陈鹏军留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关的生活画面。大哥家修鸡舍的时候,爹在院子里劈砖头;二哥家需要小板车,父亲就找来俩小车轮,乒乒乓乓地把车轱辘锯短了再接上。干活间隙他喝水,一仰头,脖子瘦骨嶙峋——这是老父亲被确诊食道癌晚期前不到两年时留下的影像。
  
  还有更多一家欢聚的时光。逢年过节,孙子孙女们都回到爷爷家一起吃饭。小孩子们嘻嘻哈哈闹成一团,有的手上抱着小花狗,眼睛眯成月牙;有的嘴角还沾着奶油,稚嫩的眼神好奇地瞪着镜头。老父亲往往在旁边微笑地看着,西斜的阳光打在他脸上,暖暖的。这种时候,陈鹏军常常用视频线把刚拍下来的画面连上电视机播放,全家人一起看着,边聊边笑。
  
  他注意到,父亲也喜欢看这视频,尤其喜欢看孩子们的镜头。
  
  10年里,老人家常常陪着孙子孙女一块儿玩,也往往在妻子揉面做饭的时候,在旁边帮着生火。不同的年份里,他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,拉着拉着,皱纹一年比一年多,人一年比一年瘦。
  

  每一次,陈鹏军拍了关于父亲的视频,迈出小院时,总是祈祷似地想着:“老爸,我下次还要来给你拍。”
  
  他知道,父亲心里还有遗憾。现在想起来,陈鹏军感到“特别不是滋味”。陈芸拉得一手好二胡,有时候听着琴声,陈鹏军隐隐觉得,老人家是把自己的心情寄托在了旋律里面。
  
  到了晚年,老爸流露出常常忧心:“爹总得将这把二胡传下去呀!”
  
  可是,陈鹏军兄弟几个谁也不喜欢二胡。去年有一回,看爹对着二胡虎着脸,他忍不住松了口:“好,我学。”
  
  老爷子大喜过望:“你说真的?”
  
  午饭才吃了一半,父亲急匆匆地把碗往桌上一搁:“吃好了!”随后朝着儿子招招手:“跟我进屋去。”
  
  “做啥?”
  
  “不是说要学二胡吗?”
  
  父亲在一旁认真地翻乐谱,想找些简单的曲子给儿子练习。陈鹏军老大不情愿地拿着琴弓,划拉着。
  
  听着儿子没边际叽叽嘎嘎地乱拉,陈芸给二胡一一做上了标记:拉这儿是Do,这儿是Re,这儿是Mi……这个应该这么练习……最后,他把手里的二胡递给儿子:“给,你带回去练着。”
  
  二胡就放在陈鹏军的卧室里,可他从来也没有正经拿起来练习过。影楼里的生意很忙,忙起来的时候,陈鹏军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回一次家。
  
  “我们再也没有说起过这把二胡。”但他知道,“老爸只是不说,心里一定很失望。”
  
  在媒体上,因为拿着摄像机拍了父亲10年,陈鹏军被人称为“洛阳孝子”。他一听到这话就难过。“我父亲已经去世,回头一想,还有那么多遗憾。父母一辈子太不容易,陪他们的机会也是一天比一天少了。”他把视频传上网,是想提醒认识的网友,趁着父母还在身边,多多关怀他们。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“孝子”称谓让他“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痛”:“我知道我不是孝子,我做的远远不够,我根本称不起孝子。”
  
  小时候,兄弟几个里只有他跟着父亲一起生活。不用说,他的绣着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”的小书包,是父亲亲手缝的。每天放学回家,在油灯下,父亲都帮着他温习一遍功课。“我老爸一直很希望我能考上大学,可是我辜负了他。”
  
  上中学时,陈鹏军迷上了摄影,说什么也不愿再读书。倔脾气一上来,一言不发,直接下地干农活去。学校来人叫他回去上课,他不听,在屋里给同学写信:想照相不?只要买一卷胶卷来,我就能帮你拍照!
  
  一年后,眼看着儿子每天还是琢磨着拍照,牙缝里挤出来的钱都拿去买冲照片的药水,陈芸终于忍不住了:“我帮你开个照相馆,你‘以商养艺’,中不中?”
  
  陈鹏军喜出望外:“中,中中中!”
  
  照相馆选在车村镇最繁华的街边,父子俩一起造起了房子,添了设备。照相馆里的道具都是父亲做的,还有30多幅高3米、占了整面墙的幕布背景,也都是父亲在接着10多年里一一画出来的。
  
  父亲去世后,这些往日不在意的小事突然变得清晰起来。如今,在崭新的“台北莎罗婚纱摄影”影楼里忙碌的陈鹏军总是时不时地想起,多年前,在父亲最初取名为“中州”的照相馆门前,他满怀歉疚地目送着刚刚搁下画笔的父亲骑车回家,瘦瘦小小的背影,一点点消失在午夜的暗幕里。
  
  老人与大海
  
  如果说这10年里,有什么事儿让陈鹏军想起来觉得并无后悔的话,大概就是带着父亲去看海了。2012年7月,在洛阳的医院里,陈鹏军被告知父亲罹患食道癌。医生说,陈芸的生命还能延续半年。
  
  与兄弟姐妹们抱头痛哭一场后,陈鹏军下定了决心:立刻放下手上所有生意,带老爸去看海——趁着最终诊断出来前就出发。
  
  陈芸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伏牛山区。从前,县里组织旅游,妻子晕车不能离家,他便也在家守着。后来自己患了心脏病,就更不愿长途旅行了。
  
  但陈鹏军记得,父亲说过,想去大海边看看。等待另一家医院的检验报告出来还要四五天,“反正都要去洛阳拿报告了,不如开远一点,去山东玩一下,看看大海。”他故作轻松地对父亲说。
  
  这一次,陈芸没有坚持。于是,给母亲备上晕车药,陈鹏军与大哥、大姐“护送”着父母,驱车一路向东而去。
  
  在日照的沙滩边,陈芸朝着大海凝望了很久。他与儿子在岸边散步,后来脱了鞋,掠起裤脚,踩着浪花一路走过去。陈鹏军想扶着父亲,但陈芸在海浪中走着,放开了儿子的手。突然间,老人家童心大起,一弯腰,用手蘸了海水,再舔舔手指,惊喜地说:“海水真是咸的!”
  
  见儿子拿出手机拍摄,陈芸还对他说:“等等呀。”然后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。“爹,您真帅。”陈鹏军忍不住跟他开起了玩笑,“这哪里是陈芸,简直是陈毅了。”
  
  不经意间,他见到老父亲抹了抹眼睛:“真没想到,我80多岁了,真的见到大海了。”
  
  陈芸去世的第二天,陈鹏军整理父亲的遗物,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名为《忆今生》的手稿。手稿写在病历纸的反面,字迹有些涂抹,但装订得整整齐齐。
  
  那是父亲的字:
  
  “我家祖居张槐杨家岭,说起来也算一个中等殷实的人家。爷爷不到六十而亡,父亲忠福,乳名须娃,忠厚老成不识一字。大约在1927年前后(民国变乱后期)被刀客拉走当小夫,到合峪逃跑至蝉堂,被地方拾住,误为刀客,用铁条烧红火烧臀部,严刑拷问。后经寡妇奶奶,东抓西借,当了父亲的全部业产(三亩薄地,一间草房),将父亲赎了出来。”
  
  子女一直都向老父亲隐瞒着病情,但父亲去世后的这两个月,陈鹏军常常寻思,也许老人早就洞悉了一切,只怕真相令大家崩溃,因此并不戳穿家人的谎言。
  
  日照看海归来,父亲入院接受治疗。陈鹏军的大姐注意到,每天深夜,借着手机光,老人家总在病床上孜孜不倦地写着什么。
  
  子女们并不知道,黑暗中,陈芸已经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。
  
  “我于1930年11月初七生于张槐沟平地娘舅家。……和张氏跟前,共生孟良、爱莲、鹏立、爱芹、宁、敏,四男二女。目前都住在车村,姊妹们四方为邻,亲密无间,有事相商,有难同当,和睦有加。我已八十三岁,四世同堂,妻贤子孝,一家康乐无比。
  
  ”我一生的工作鉴定是:工作积极,勤奋业务,为人正派,团结同志,斗争性较差(指历次反左反右运动,光当动力,不会斗人)。长音乐,有书法、美术特长,被编入《厚重车村》一书。
  
  “罢了!一句话:我没愧党,党没愧我,一生走十几个单位总算落个‘好人’的名声,好人一生平安嘛!
  
  ”大海是我最最想见到的地方。我一生对啥也不感兴趣,今有幸已过八十二岁,对死亡已有充分思想准备,唯独没见到大海而遗憾。这次借这个空,我一定要去趟大海,让海水抹去我的过去,冲刷我的现在,洗掉我的遗憾。
  
  “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,我心里兴奋、激动,感叹人生的短暂。一个深受孩子们爱戴的父亲,八十二岁的老人,即将与世长辞了!我留恋而不遗憾,……孩子们圆了我的心愿,我不能辜负孩子们的孝心。”
  
  这篇近3000字的回忆文章中,六分之一的篇幅都在描述去日照看海之行。只是,到了看海的这一段,陈鹏军为父亲制作的视频,也已接近尾声。
  
  二胡与棺木
  
  父亲去世后,陈鹏军觉得“心里憋着一股劲儿,说不出来,也不懂怎么写”。他从屋里翻出了近10年来拍摄的视频,看着看着,泪水涟涟。
  
  “如果可以,我想再为我爹拍10年,20年。”
  
  他跟着作响的录像带回到了2004年那个日光正好的下午,他在田里第一次扛起摄像机对着父亲。那两年,父亲还养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花狗。有回,他把小狗抱起来放在花盆上,小家伙巴巴地在上面望着四周,老爷子看着笑,大家也都笑。
  
  他还想起了总闲不住的父亲,当年在这院子里补补水管,做做小车,甚至捣鼓出了一架古筝。
  
  看到父母在厨房里忙着的镜头,他想起好多时候自己回家,不想吃零食,不想喝饮料,母亲会笃定地说“一定又是昨晚半夜才睡,早上没吃早饭吧”,便下厨去为他煎最喜欢吃的饼。父亲在一旁烧火,他把火烧得那么旺,母亲的面还没揉好呢……
  
  “我父亲,他一辈子为我们子女6个付出太多。他在世的时候,我没让他少操一天心。我都几十岁人了,可他对我,爱护我,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我又有什么能回报他呢?”整整一天,陈鹏军坐在卧室里,在电脑桌前翻出那些看似散乱无章的镜头,照着自己的回忆一段段拼接起来。
  
  关于父亲的最后一段视频,拍摄于今年初的某个午后。那时,老父亲在家养病,在一旁守着的陈鹏军见他看电视也是无精打采,便说:“爹,你给我拉段二胡吧?我想听你拉二胡。”
  
  “真的,你想听?”老人眼里闪出了光,不用儿子搀扶,自己在床上坐了起来。被子软软的,二胡不好放,老爷子嘟囔了一声,调试了两下弦,流畅的乐声便从琴弦上飘了出来。
  
  陈鹏军交叉着双臂坐在父亲面前,手机的镜头悄然地朝着父亲。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二胡,他笑眯眯地,像孩童一样带着期待的目光问儿子:“我(耳朵不好)听不全乎,拉的还像那么回事不?”
  
  “像,像!”陈鹏军连声说。转过头去,他的眼泪涌了出来。听着那咿咿呀呀的乐声,他心里知道,父亲身体虚弱,已经没力气了。
  
  从2004年2月到2013年正月,关于父亲的视频拍到这里,戛然而止。
  
  其实后面原本还可以有一段。葬礼那天,像从前一样,陈鹏军还带着摄像机回到老屋。
  
  上屋里,小辈们正围着祖父的遗体悲泣。他本以为自己能稳稳当当地扛着机器,记录下父亲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路途。但揭下镜头盖后,镜头只是潦草地掠过了上屋一圈,最后落到父亲的遗像上。
  
  这个38秒的镜头就停在了那一刻。陈鹏军再也拍不下去,他意识到,属于自己的机会已经永远过去了。“我爹只给了我10年的时间去拍他,现在我再也没那个机会了。”
  
  他能做的,就是把二胡与乐谱,放进父亲的棺木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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